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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定型:美國的1890-1900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51642
- 條形碼：9787559851642 ; 978-7-5598-5164-2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帝國定型:美國的1890-1900 本書特色
像崛起者一樣思考，深度理解美國的行為邏輯，跳過“修昔底德陷阱”。
理解20世紀，鑰匙是理解20世紀的美國；理解20世紀的美國，鑰匙是理解19世紀*后十年的美國。《帝國定型》從一開始就抓住了理解1890—1900年美國的三個關鍵變量：產業躍居**，空間擴至極限，超大規模國家。這如同三把鑰匙，幫助我們打開理解20世紀美帝國的大門。 當鍍金時代的紅利吃盡，美國抓住關鍵十年，崛起為新型帝國：
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是有邊界的，作為帝國則是無邊界的；這種帝國發展的邏輯，不是通常理解的國家邏輯，而是無孔不入的資本邏輯。 ※原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徐棄郁代表作，從戰略高度看大國崛起之路 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徐棄郁，在原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工作長達20余年，以“打硬仗，攻山頭”的方式從事研究。
在本書中，他以小見大，從1890—1900十年中看到美國發展至今的根基；條分縷析，從歷史的特殊中歸納出大國崛起的普遍規律。 ※思想、貿易、政治、軍事、外交——超級規模國家轉型期面面觀 從多角度出發，呈現19世紀末美式帝國定型的過程與細節：
——思想界與決策層之間的動態交互關系
——關稅、海軍與外交上的改革始末，
——三次奠定美國國際地位的交鋒過程。
以專業而曉暢的文風，在有限的篇幅中讓讀者如同親臨歷史現場。 ※回溯美國外交的發力起點，讀懂“美式言辭”背后的政策意圖 美國政治人物的文章和講演都有點像啤酒，上面覆蓋了厚厚一層宏偉言辭，飛騰張揚，也并非無味，但終究不是實質內容。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可能也是妨礙人們了解其真實政策意圖的一個因素。故而，本書在研究和撰寫中要努力廓清和發掘的，也正是這種美式言辭背后實質性的東西。
帝國定型:美國的1890-1900 內容簡介
1890年的美國，正面臨內憂外患的局面，紅利吃盡、產能過剩、老牌列強林立、國內利益集團壟斷……然而，這也正是美國崛起關鍵十年的開始。但與以往任何國家都不同，美國走上了一種新型帝國之路：它不直接掠奪海外領土，而是以強大的生產和貿易能力控制世界。用一句話歸納，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是有邊界的，作為帝國則是無邊界的；這種帝國發展的邏輯不是通常理解的國家邏輯，而是無孔不入的資本邏輯。全書以1890—1900年的美國為論述對象，從這一案例中提取出“超大國家的崛起與擴張”背后的原因，力圖揭示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深層互動關系。
帝國定型:美國的1890-1900 目錄
再版序言
**章 “邊疆關閉”：危機與出路
第二章 關稅、海軍與外交
第三章 英美對抗與和解 ：委內瑞拉邊界危機
第四章 建立帝國的戰爭
第五章 “門戶開放”照會與美式帝國的定型
結束語 超大國家的崛起與擴張
主要參考書目
后 記
展開全部
帝國定型:美國的1890-1900 節選
再版序言 作為一個從事戰略研究的中國學者，我對大國崛起這個主題的興趣一直強烈。《帝國定型》是這一研究過程的第二次“產出”。當時寫這本書的初衷，是想挖掘一下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在崛起過程中一些不易為人關注的底層邏輯，同時以一種相對簡明、好讀的方式呈現給讀者。出版后從讀者朋友的反饋來看，這一目標算是勉強實現。
本以為書出了，這項工作也就自然結束。沒想到了2022年，此書初版的負責人范新老師突然告訴我，說準備再版這書，命我寫一篇再版序言。聽到這消息，我當然高興，但也有一絲惶恐。畢竟，這是八年前出版的老書了。須知在八年前，中美貿易戰、中美技術脫鉤還屬于不可想象的事情，距美國方面**篇鼓吹中美脫鉤的大報告面世也還有一年時間。對照之下，現在的國際環境可以說發生了“斷裂式”的變化。如此，書中內容還能引起人的共鳴嗎？
這個問題我自己肯定沒法回答。
不過細細地捋一下這幾年的國際形勢，會發現在巨大的變化之下，有幾點基本現實還是可以站得住腳的：
**，美國的霸權正在衰落，但它現在仍然是世界上*強大的國家，也是唯一有能力對我們造成全局性影響的國家。對這樣一個對手，我們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不夠。
第二，中國的崛起仍然是進行式，而不是完成式。對于古今中外的經驗教訓，借鑒仍然必要。
第三，中美關系可能進入一個危機頻發期或者說高度脆弱期。從歷史上看，大國崛起到一定程度，與守成大國的關系往往趨于緊張，進入一個危機常態化的階段。從崛起大國的角度來看，這個階段*為關鍵，同時風險也*大。8月初臺海發生的事情及其后續表明，我們正處于這樣一個高風險階段，有些問題上的僵局已經越來越明顯，“破局思考”前所未有的緊迫。
我想，只要上面這三點能成立，那么《帝國定型》除了管窺歷史之外，應該還能提供一點現實意義。不過，這些只是作者所想。新的背景下此書究竟價值如何，還得由讀者去評判。 ——徐棄郁2022年于北京 文摘 19世紀末，當美國人狂熱地討論通過海外貿易擴張來解決國內的生產過剩問題，或者討論繼續向太平洋方向“西進”以克服“邊疆關閉”問題時，他們腦海中都隱隱約約有一個*終目標——亞洲，更確切地說是中國。
美國當然不是**個垂涎中國市場的西方國家。早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遼闊的幅員就極大地刺激了英國商人的想象力，在他們看來，幾億中國人只要每人買一件他們的商品，就足夠曼徹斯特、格拉斯哥等地的所有工廠運轉好幾年。到19世紀末，美國商人同樣對神話般的中國市場充滿期待，甚至用的語言也基本和以前的英國商人一樣，只是把工廠的地點換成了美國：如果每個中國人買一蒲式耳（在美國約為35.238 升）美國面粉，那么美國全部的小麥都將告罄；如果每個中國人每天哪怕只買一片餅干，美國全國的工廠都要沒日沒夜地加班趕工。在美國商界眼中， 中國是一個“獨一無二”、能提供“無限可能的”巨大市場，1898年一份商業雜志就激動地宣稱：“在中國有四億人口， 是美國人口的五倍還多。這四億人的需求每年都在增長， 這是多大的市場！”
從當時的貿易情況看，美國對華貿易規模并不大，但增長速度相當快。1898年美國對華出口額（不包括對香港）約1000萬美元，1899年為1400萬美元，只占美國出口總額的1%左右。不過，從1890年到1900年這十年間，美國對華出口卻實現了200%的增長，而制成品的對華出口在1895年到1900年內更是實現了400%的驚人增長。這種勢頭極大地影響到美國商界的對華預期。勢力龐大的美國“全國制造商協會”就指出，對華貿易“僅僅處于初步階段”，擁有“巨大的可能性”，美國中西部商界的主要代表——芝加哥商會更是認為中國市場將帶來“以往沒有任何國家遇到過的”機會。甚至連一些歐洲人也認為，美國對華貿易的快速增長表明，1890年代末的美中貿易同未來發展相比“還僅僅處在嬰兒階段”。而對棉花、煤油等行業來說，對華出口已經是巨大的既得利益。以棉花行業為例，在1887—1897年間，美國向中國的棉花出口量增加了121%，出口額增加了59%，占中國棉花進口總量的份額也從1887年的22.3%上升到1897年的33%。中國則成為美國棉花出口的*大市場，占其出口總量的50%。在出口刺激下，美國棉花產區（主要是南部各州）的棉花加工也不斷擴張，棉錠數量在1889—1900年間增長了194%。到1890年代末，以棉花生產為主要經濟支柱的美國南部各州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已經達到相當的程度。南卡羅來納州的棉花商1899 年在給國會的請愿書中就寫道：“你可以馬上看到對華貿易對我們的重要性：它就是一切。”
從全球貿易競爭的角度來看，中國市場的吸引力就更大了。1890年后，隨著美國商品潮水般地涌向海外市場， 歐洲國家越來越感受到來自美國的競爭壓力。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在1895 年就把“共同對付美國威脅”作為拉攏俄國的一張牌，1897 年又建議歐洲大陸國家聯合起來“將大西洋彼岸的競爭者關在門外”。而真正體現歐洲國家緊張心理的，則是奧匈帝國外交大臣阿格諾爾·戈武霍夫斯基（Agenor Goluchowski）1897年11月20日發表的那篇著名講演。他認為歐洲正在經歷一場“與大洋彼岸國家的毀滅性競爭”，呼吁歐洲國家“肩并肩地與這一共同的危險作斗爭”。在美國國務院眼中，這篇講演無異于一場商業戰爭的宣戰書，而沙皇俄國則被普遍視為此事的后臺和推手。在現實中，歐洲國家與美國之間的貿易競爭也在升級。美國1897 年通過的《丁格雷關稅法》從自由貿易角度來看是一次倒退，其在調高關稅的同時還部分恢復了1890 年的互惠條款，使歐洲在對美貿易方面處于不利。當時的德國財政國務秘書（類似于財政部長）就將該法形容為“在鯉魚池里放入了一條狗魚”。而在歐洲方面，一些國家則考慮對其廣大殖民地進行某種關稅保護，以便為宗主國的商品創造*優惠的條件。即使像“自由貿易”*主要的支持者——英國也不乏這種想法。殖民地事務大臣約瑟夫·張伯倫就對在英帝國內部實現共同關稅非常熱心，并提出如果短時間內建立共同關稅不太現實，那么殖民地也應該在關稅方面對宗主國更加優惠一些。面對這種情況，美國的壓力也不小。因為英國一旦在整個帝國范圍內實行差別關稅政策，那么美國*主要的出口市場將受到很大擠壓，這樣一來真正有價值的海外市場就只剩下兩個——拉美與中國。而在拉美市場，美國所占份額已經達到相當程度，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已經不大。相比之下，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無疑更有價值，中國便成了美國贏得國際貿易競爭的關鍵戰場。美國《商貿雜志》的一句話代表了1890年代末美國商界的普遍觀點：“爭奪世界貿易霸權的斗爭是在東亞而不是南美進行的。”
關于如何贏得這場“斗爭”，美國人也有一條比較明確的思路，那就是要求列強在中國進行開放式的、“機會均等”的商業競爭。可以說，從1844年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望廈條約》開始，美國就一直是這么做的。對美國來說，其志向絕不僅僅是在中國攫取一兩片“租界”或勢力范圍，它瞄準的是整個中國市場。而通過強調列強在中國的門戶開放，美國就可以充分發揮自己在生產能力方面的優勢， 同時回避地理相距遙遠這一劣勢，*終實現在華利益*大化。所以，與部分歐洲列強著眼于在華攫取勢力范圍和“租界”相比，這種“門戶開放”政策背后的邏輯要強悍得多，甚至可以說只有*強悍、*有實力的國家才會作出這種選擇。美國商界*有影響的雜志之一《銀行家雜志》的文章就很能說明問題：“不通過戰爭和軍事擴張，能提供*便宜、*好商品的國家就能占有*大*好的市場……如果中國能向全世界開放貿易……美國和英國就不用怕任何競爭者。但俄國、德國和法國在英美商品面前就或多或少地處于不利地位。因此它們根本不會接受這種哲學觀念。”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19世紀下半期相當長的時間內，美國并不是*有實力的國家，“門戶開放”政策也不是美國的發明。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英國勢力大舉入侵中國并攫取了香港等地，同時在商貿活動方面強調列強之間“不歧視”“機會均等”等自由貿易原則，事實上推行的就是“門戶開放”政策。當時，英國在華商業利益是列強中*大的，其投資占外國在華投資的三分之一，貿易則占中國對外貿易的三分之二，而且英國的商船承擔了中國外貿船運的85%。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實際上是追隨了英國的政策，其“門戶開放”屬于一種“搭便車”行為。也正因為如此，美國才有條件長時間地推行一種被形容為“自由放任”的對華商業政策，即任由傳教士、商人和冒險家在華開展活動，政府則既不干預，也不推動。1887年美國國務院還專門發表訓令，規定美國外交官支持在華商業的任何行動必須事先報請國務院批準。在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后，美國財團急于在清政府對日賠款的外國貸款中分一杯羹，但苦于競爭不過法俄財團，希望美國政府能提供外交支持。當時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對此很積極，但其請求被國務院駁回，克利夫蘭總統親自授意的一封電報明確指示：“不允許用任何方式運用你的外交影響來支持（競爭）貸款……你的行為將僅限于正式闡述有關利益各方的要求，如果你認為這種行為是合適的話。”在田貝再三請求后，國務院干脆重申了1887年訓令，命令他“放棄運用外交影響來幫助美國金融或商貿企業。這種事情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可以做，而且必須事先將所有事實和理由報告國務院”。
不過，隨著列強在華競爭升級，美國這種“自由放任”的政策也在迅速改變。就在美國財團競爭清政府對日賠款的第二批貸款失敗后，一些擁有在華商業利益的美國企業和財團加強了對政府的游說力度。美國政府也對歐洲列強，特別是俄國勢力在中國的擴張感到不安。在這種情況下，1896 年夏李鴻章的訪美為美國政策的轉變提供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推力。此次訪問比較有戲劇性，因為李鴻章一開始的計劃是參加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并順訪歐洲，訪美屬于臨時決定的“過境順訪”。而在訪美期間， 雙方也因為文化差異和誤解而鬧出一系列小笑話，給了后人不少演繹的空間。但是，這些并不能抵消這次訪問的影響。首先，李鴻章的來訪刺激了美國政府對華事務的關注。一開始，總統克利夫蘭和國務卿奧爾尼對李鴻章的來訪持一種漫不經心的態度，兩人甚至討論是應該“放一串爆竹” 還是“擺一次下午茶”來歡迎李鴻章。結果一批商界人士和政府內部像柔克義（William W. Rockhill）等幾個“中國通” 急忙向總統施加影響，高度強調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克利夫蘭和奧爾尼很快被說服并調整接待計劃，*后美國政府以非常高的規格精心接待了李鴻章的“非正式來訪”。其次， 李鴻章在訪美期間表示歡迎美國企業前往中國，而在他回國后，伯利恒鋼鐵公司、鮑德溫火車機車公司等美國大公司都在華順利拿到合同。無論是否屬于巧合，這些都進一步刺激了美國商界和政府對中國市場的預期。這樣，在多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896年下半年起，美國就開始改變對華政策中的“自由放任”路線。當時美國的“華美合興公司”競爭盧漢鐵路的修筑權受挫，國務卿奧爾尼給駐華公使田貝的指令就變成“用一切適當的手段”給予支持，與前一年的指令形成鮮明對比。更重要的是，他在此后的電報中還指示田貝“對所有以往的訓令不用太拘泥于字面含義”，同時還要求其及時告知國務院美國在華商貿活動的詳細情況，這實際上就撤銷了1887年的國務院訓令。美國的政策由此從“自由放任”向“積極推動”的方向轉變。
麥金萊政府上臺后基本延續了“積極推動”的做法。不過此時美國政府的注意力被古巴問題吸引，暫時無暇他顧，在支持在華商業利益的問題上也重歸保守。國務卿約翰·謝爾曼一上任就駁回了田貝關于進一步支持在華商務活動的請求，并警告其應保持謹慎。但這種政策的回調畢竟是短暫的，在華利益上升和列強加緊瓜分中國這兩個趨勢決定了美國政策演變的基本方向。美西戰爭結束后，獲得了菲律賓這一“跳板”的美國更有資本，也更有信心來參與列強在華競爭了。
帝國定型:美國的1890-1900 作者簡介
徐棄郁
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原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長期從事國際問題和戰略史研究。代表著作有《帝國定型：美國的1890—1900》《脆弱的崛起：大戰略與德意志帝國的命運》等。在得到APP開設有《美國簡史》《德國簡史》《英國簡史》《全球智庫報告解讀》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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