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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通識讀本:發展(中英雙語)

牛津通識讀本:發展(中英雙語)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出版時間：2022-06-01
開本： 32開 頁數： 364
本類榜單：經濟銷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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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通識讀本:發展(中英雙語)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4791571
  • 條形碼：9787544791571 ; 978-7-5447-9157-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牛津通識讀本:發展(中英雙語) 本書特色

和平與發展曾是時代的主題，雖然當下和平面臨挑戰，但發展依舊是世界各國的不懈追求。然而，何謂發展？發展究竟意味著什么？為何不同的國家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公民、政府和國際社會應該如何促進發展？顯而易見，發展是各種新聞報道中的高頻詞，但關于發展，你也許需要了解更多。本書將針對發展的方方面面給出清晰簡潔的回答，也許會讓你徹底改變對當下及未來世界的看法。

牛津通識讀本:發展(中英雙語) 內容簡介

發展究竟意味著什么？公民、政府和國際社會應該如何促進發展？眾所周知，對于國家如何脫離貧困并取得經濟和社會的進步，眾多有識之士已經探究了幾百年。發展觀念本身也從初始的只關注收入和經濟增長，進一步擴展到更為廣泛的理解。在本書中，伊恩??戈爾丁考察了教育、醫療、性別、平等以及其他維度的人類福祉對發展所做的貢獻，并探討了為何也有必要將制度和法治以及可持續性和環境問題納入發展的考量。作者強調指出，發展的概念涵蓋了社會和個人的福祉，而不僅僅是經濟層面的問題，發展的研究亟需廣闊的視角，并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實踐的經驗和教訓。

牛津通識讀本:發展(中英雙語) 目錄

前言與致謝　
**章　何謂發展？　
第二章　發展是如何發生的？　
第三章　為何有些國家富有而其他國家貧窮？　
第四章　如何促進發展？　
第五章　發展援助的演變　
第六章　可持續發展　
第七章　全球化與發展　
第八章　發展的未來　
索　引　
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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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通識讀本:發展(中英雙語) 節選

**章 何謂發展？ 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仍然生活在極度貧困中。約7.7億人每天生活費不足1.90美元，這是世界銀行劃定的“極端貧困”標準線。大約有20億人每天的生活費不到3.10美元，他們被剝奪了過上體面生活的財富。為什么會這樣？我們能做些什么呢？這些都是人類在新千年伊始所面臨的*重要問題。 過去二十五年來，我們在消除貧困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2010年實現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主要目標，即將貧困率降低至1990年的一半。這是有史以來**次真正有可能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消除極端貧困。為了實現這一點，我們需要明白發展是如何發生的。 一百年前，阿根廷是世界上*富有的七個國家之一，但現在其人均國民收入排名第52位。1950年，加納的人均國民收入高于韓國；現在韓國的人均國民收入是加納的十倍多。與此同時，盡管三十多億人在健康、教育和收入方面取得了顯著改善，但仍有十多億人生活在制度薄弱的動蕩國家。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有零星或有限的機會獲得公共服務，在發展方面幾乎沒有進步，或遭遇嚴重倒退。即使在經濟增長和平均收入取得顯著進展的國家，人與人之間以及群體之間的不平等也在加劇。因此，有必要跳出平均值來研究分配情況，以確定即便總體上取得了進步，但相當數量的人仍處于貧困之中并遭受嚴重貧困折磨的程度。 在一個國家內部，這種反差甚至比國與國之間的差距還要大。有些人取得非凡成就，與之相伴的卻是其他人處于絕對或相對的貧困之中。對于像英國和美國這樣的先進社會來說就是如此，在大多數——但不是所有——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 一些國家發展迅速，但在社會成就方面卻落后于其他國家。自1996年發現石油以來，赤道幾內亞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中國的兩倍（盡管在過去四年赤道幾內亞的經濟迅速萎縮），其人均國民收入從2000年的1703美元增長到2013年的20246美元（2016年下降到8333美元）。然而，很少有人分享到這一新發現的財富。盡管現在其人均國民收入與墨西哥或羅馬尼亞相當（而且高于幾乎其他所有非洲國家），但預期壽命直到20世紀90年代之前幾乎都沒有提高，時至今日仍低于60歲。與此同時，（比赤道幾內亞）更加貧窮的非洲國家，比如埃塞俄比亞，自1990年以來成功地將預期壽命提高了18歲，是其增幅的兩倍。 在其他情況下，低速或適度的增長與社會指標的持續改善有關。在過去的二十五年里，盡管孟加拉國的人均國民收入仍然不高（約1359美元），但在識字率和預期壽命方面卻取得了平穩的進步。印度的喀拉拉邦（人口超過3300萬）在包括識字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營養不良和生育率在內的幾乎所有社會指標上的表現一直都高于印度其他邦。然而，印度的好幾個邦卻享有更高的人均國民收入。 本書試圖通過八個專題章節來解釋對發展的追求，每一章都借鑒了發展理論和實踐并采用了跨學科的視角。 “發展”的含義 發展有許多定義，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發展的概念本身也發生了迅速的變化。發展就是增長，這是許多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持有的觀點，他們認為經濟增長就意味著發展。然而，發展并不局限于經濟增長范疇。發展不再是經濟學家的“自留地”，這門學科本身已經迅速發展成為跨學科學術研究對象，涉及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地理學、人類學、醫學以及其他許多學科。 盡管“發展研究”是一門相對較新的學術學科，但研究所提出的問題并不新鮮—哲學家們已經為之困惑了千年之久。我們的問題植根于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古代哲學，比如亞里士多德關于幸福和人類繁榮的概念。許多古典經濟學的巨擘也關注經濟和哲學思想的交叉。亞當??斯密曾為“富裕的進步”和實現自尊的必要性感到焦慮；他認識到能夠毫不羞愧地出現在公共場合的重要性，并認為人們需要一些與習俗和社會慣例相稱的基本必需品，如亞麻襯衫或皮鞋，以避免心生羞愧。 在本書中，我們的重點是社會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以及人民生活的進步。著名學者早就認識到，經濟發展不能等同于經濟增長。保羅??斯特里坦認為，發展的目的是“為所有人提供機會以獲得一種豐富多彩的人生”；而達德利??希爾斯則認為，發展應該“為實現人的人格創造條件”。阿馬蒂亞??森的“能力方法”更充分地表達了這種擔憂，該方法從人們有理由重視的能力或實質性“自由”的角度來看待發展。 為何有些國家富有而其他國家貧窮？ 直到20世紀80年代，發展政策還主要集中在促進經濟發展上。按照純經濟學術語的說法，當全要素生產率或生產率增長時，經濟發展就會取得進步。一個國家勞動力和資本使用的增加或效率的提高，就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條件。經濟發展可與基礎設施、教育和醫療衛生等資源投資的增加相聯系，從而促成資本積累或財富增加。它也可能源于這些資源使用方式的改變，促成經濟結構轉型—經濟活動的重新分配，通常會從農業轉向制造業和服務業。 雖然發展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往往是促進發展的必要條件。消除貧困一般需要經濟增長，因為在沒有經濟增長的貧窮社會中，就沒有足夠的資源投資于教育、醫療衛生、基礎設施以及發展的其他基礎條件。由于經濟增長是發展的重要引擎，多年來往往僅使用經濟指標來衡量發展。然而，僅靠經濟增長是不夠的，因為在許多經濟持續增長的國家中，繼續普遍存在的嚴重貧困，以及持續存在或不斷擴大的不平等現象，是非常明顯的。 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是一種規范性或基于價值的概念。讓我感覺更好的東西不一定會讓你產生同樣的感覺，發展的不同維度之間的平衡要依賴主觀判斷。然而，發展思想家和決策者試圖找到生活的可衡量特征，以設定發展目標，并根據閾值來判斷成功和失敗。人們運用了許多衡量手段和假設得出這些共同的框架，它們利用了客觀標準和主觀判斷。世界銀行提出每天1.90美元的貧困閾值標準就體現了廣泛的各種假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發達”經濟體的劃分也是如此。同樣，2018年設置了人均國民收入水平1165美元的上限——有75個國家據此被定義為“低收入”國家，也因此有資格從世界銀行和其他多邊銀行獲得高度優惠的貸款。2015年9月，世界銀行將貧困閾值從以前的每天1.25美元修改為每天1.90美元，一夜之間改變了貧困人口的數量及其全球分布。這表明衡量貧窮的方法存在武斷的特性。同樣重要的假設也體現在采用劇烈波動的匯率及其購買力平價調整來進行跨國的比較上。 作為例證，請考慮2015年10月世界銀行決定提高國際貧困線各種隱含的意義。貧困線定期變化的根本原因，反映了不同國家的生活費用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這一事實。因此，需要定期根據已經增加的給定籃子商品的價格數據制定新的貧困線。從理論上講，對貧困線的這種調整不應該顯著地影響被歸類為窮人的人數。正如世界銀行所指出的那樣，“今天的1.90美元的實際價值與2005年的1.25美元相當”。然而，在實踐中，將國際貧困線從1.25美元（2005年購買力平價）提高到1.90美元（2011年購買力平價）的直接效果是，在2011年將貧困人口從10億多人（10.16億）減少到了9.87億人（根據2015年10月的衡量結果），近2500萬人不再被視為“極端貧困”。 *常用的經濟發展指標是國內生產總值（GDP），它用于衡量一個國家的國民產出和支出。國民生產總值（GNP）衡量的是一個國家所有公民生產的產品和服務，加上從國外流入的收入和該國流出的收入之間的差額。如果流向外國資產的收入大于從國外流入的收入，國民生產總值就會小于國內生產總值。國民總收入（GNI）衡量的是一個國家所有居民的國內和國外總產出。 國內生產總值是使用*廣泛的衡量發展的標準，因為它相對容易計算、獲取、量化和跨國比較。國內生產總值除以人口就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這是一個被廣泛使用的基準，因為它通過考慮人口規模的差異來反映平均發展水平。為了克服使用名義（官方）匯率比較各國收入或支出時造成的失真，古斯塔夫??卡塞爾在1918年前后引入了購買力平價概念。購買力平價旨在將一個國家的產品基于國際價格進行比較，這樣經濟學家就可以弄清楚大量可比較的產品和服務在不同國家會花費一個消費者多少錢，從而對絕對財富和相對財富進行國際比較。 這些廣泛使用的衡量手段只是發展的部分指標，且有許多缺點。例如，這些概括性經濟衡量指標只反映了一個國家的市場生產情況，但沒有反映經濟福祉或生活質量，因為它們遺漏了教育、醫療衛生、預期壽命等因素。在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情況下，孟加拉國的平均預期壽命為72歲，萊索托卻只有50歲，喀麥隆只有56歲。 此外，人均衡量指標往往會模糊發展的分配層面，人均水平相同的兩個國家可能面臨截然不同的發展挑戰。平均水平可能掩蓋了貧富之間的巨大差距。例如，雖然美國和丹麥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似，但在美國，*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超過國家總收入的20%，這比位于社會底層50%人口的收入之和還要多。相比之下，在丹麥，*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還不到國家總收入的7%。 概括性經濟衡量指標的另一個缺點是，某些“中間”產品—或者那些只為*終產品的創造或銷售提供可能或促進作用的產品——沒有進行交易，因而沒有計入國內生產總值；許多服務也是如此。例如，家庭提供的醫療保健、教育、交通、烹飪、兒童保育和其他非貿易商品，就沒有計入國內生產總值之中。由于這些服務中許多是由婦女提供的，因此婦女對經濟活動的貢獻以及整個經濟活動的實際水平被低估了。 另一個問題是，不利于發展的活動也會正向推高經濟指標。例如，暴力和犯罪的增加會提高對醫療和安全保衛服務的需求，從而提高國民產出和國內生產總值。不可再生資源的開采和造成污染的產品（如煤炭或其他化石燃料）的使用，也能起到同樣的作用。在以產出為基礎的國民賬戶計量中，大幅度忽略了資源耗竭，如從不可再生的含水層中抽取地下水，以及外部因素和溢出效應，比如氣候變化與污染等。 到20世紀70年代，戰后二十五年的發展暗示了一個不平衡的成就記錄。許多非凡的成功故事，尤其是在東亞（催生了一系列關于所謂“東亞奇跡”的書籍和評論），突出強調了發展可以達到的程度（有時可以非常快速地達到）。但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快速增長并不一定能夠減少貧困。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增長的好處會產生涓滴效應，甚至不平等對增長也是必要的，至少暫時如此。到了20世紀70年代，人們認識到，單一的經濟增長未必就能夠轉化為福利的改善，并由此導致人們擴大了研究發展的途徑。 超越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未必是托起所有人的一次大潮。依靠不平等的收入和資產分配，經濟增長可以進一步聚集財富，讓富人更富、窮人更窮。到了20世紀70年代，情況已變得很明顯—盡管許多經濟體經歷了經濟增長，但許多*貧窮的國家經濟增長更慢，而且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內部，*貧窮的個體并沒有充分受益以擺脫貧窮。 發展經濟學家達德利??希爾斯認為，要解決貧困問題，需要更廣泛的衡量標準。由于國民生產總值可以在不減少貧困、不降低失業率以及不縮小不平等的情況下大幅增長，他呼吁“推翻國民生產總值”作為發展的主要衡量標準。雖然希爾斯承認需要經濟增長來幫助增加窮人的收入，但他也認為發展需要減少貧困、降低失業率以及縮小不平等。 霍利斯??切納里、理查德??喬利和蒙特克??阿盧瓦利亞等人主張隨經濟增長進行再分配。在他們看來，政策制定者不必在經濟增長與減少貧困和不平等之間做出妥協。相反，分配目標應該成為所有發展政策計劃的一部分。他們主張*大限度地提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并對投資和收入進行再分配，以提高窮人的福利。對富人的收入進行征稅，為公共服務提供資金——這將提高窮人的生產力。他們還認識到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發展的標準所存在的許多問題。除此之外，切納里和他的合著者還建議，在計算發展的增長時，要給底層40%的國民生產總值賦予更多的“權重”。 早在1944年，國際勞工組織就宣布，任何地方的貧窮都會對“所有地方的繁榮構成威脅”。1976年，它要求以一種基本需求的方法來解決貧窮問題，宣稱發展的目標是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滿足所有人*基本的需求。對國際勞工組織來說，需要增加就業以解決基本需求問題。這些基本需求被確定為人們生活所需要的食物、清潔水、住所、衣服，以及獲得基本醫療保健、教育和交通的權利。更復雜的基本需求方法的版本不僅僅是提供具體商品和服務，還要努力實現更廣泛的社會成就，如營養與醫療衛生、識字率和長壽。 阿馬蒂亞??森、保羅??斯特里坦、馬赫布卜??烏爾??哈克等人認為，發展是過上一種更加豐富多彩生活的可能。他們把以前那種主要關注價格和生產的方式看作解決人類基本需求的一種不完善的方式。對人類發展和福祉的關注，不僅為新古典主義的發展觀提供了不同的視角，也為“馬克思主義者”強調國家之間以及國家內部不平等權力或階級關系的發展觀提供了不同的視角。 以人為本的發展 人類發展的概念采用了基本需求方法的許多觀點，并增加了福利和能力的概念。自1990年以來，聯合國的《人類發展報告》編制了年度比較數據并進行分析，力求超越純粹的經濟數據，以對發展提供一種以人為本的分析。1996年的《人類發展報告》指出了五種經濟發展失敗的類型：無就業的增長、無情的增長（只有一小部分群體受益）、無聲的增長（缺乏民主或賦權，從婦女的角度看更是如此）、無根的增長（文化認同遭到破壞）和無未來的增長（沒有為后代保護資源和環境）。 人類發展方法超越了廣泛可得的社會指標，通過一系列指數化的指標——包括死亡率和發病率、入學率和識字率——來提供一種更廣泛的發展成果視角。為了體現這一方法，人類發展指數將醫療衛生、教育和生活水平納入了衡量標準。國內生產總值和人類發展指數可以結合使用，為發展提供不同的見解；兩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同的國家，它們的人類發展指數排名可能會有很大不同。盡管人類發展指數這種方法超越了國內生產總值，但務必記住的是：由于人類發展指數依賴的仍只是部分社會指標，所以說它至多也只是衡量人類發展的一種不完整的標準。 沒有哪一個發展衡量標準是完美的，每一種衡量工具都在概念和經驗上存在不足。由于缺乏可靠的數據，概念上的缺陷更加嚴重。即使在許多發達經濟體，數據質量也很差；而在很多發展維度上，數據質量幾乎不存在，在許多*貧窮的國家更是如此。就是有可靠的數據，那些數據也往往是過時的、片面的或不準確的。“千年發展目標”所包括的國家中，有超過半數以上的國家都無法準確報告一多半目標的發展情況。“可持續發展目標”也是如此，《2016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指數和指示板報告》的序言中預測，新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框架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全面的數據支持”。因此，提升國家統計能力是一個迫切要求，特別是在數據需求很大，卻*缺乏數據的那些*貧窮國家。 這種對發展分析的擴展和深化，旨在確立多維發展方法，以將其建立在阿馬蒂亞??森的“能力方法”之上。這種方法認為，發展本身與收入無關。這與人們用他們可支配的收入實現價值目標或者能夠“做”什么，或者“成為”什么的自由有關。森的研究表明，人們在將一定的收入或資源轉化為各種類似的潛能和自由的能力方面是顯然不同的。體力勞動者、孕婦或患有寄生蟲病的人，可能需要更多的食物來獲得恰當的營養。因此，如果我們關心的是人而不是事物，那么發展就應該是擴展每一個人的潛能。 發展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誰的經驗重要，誰*能確定發展需要。發展的參與性概念，考察的是如何制定和執行發展戰略。羅伯特??錢伯斯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誰的現實性才是重要的？他*初的回答是“把*后一個放在**位”：孩子放在成人之前，窮人放在富人之前，弱者放在強者之前。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方法，而不是傳統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讓地方社區參與決策，以確定各個地方迫切的需要，并*大限度地發揮地方的各種潛能，這就需要把發展政策下放給地方。它還需要（地方的）政治代表權，各種社區參與度和識字率——這樣就能夠參與有關發展方案的眾多決策。對森來說，這是追求“以自由看待發展”的一部分——這受到民主制度、公共理性以及要求積極社會變革的公眾壓力的共同促進。 發展指標 將不同的經濟、社會和其他指標結合起來以提供綜合指數的做法，帶來了許多方法和概念上的問題，特別是對發展的不同方面及其衡量手段所作的假設和所賦的權重方面更加突出。一個更簡單的方案是給發展矩陣中的這些指標提供各種信息。一個著名的例子是2000年聯合國成員國達成的“千年發展目標”。在2015年年底之前，會對那些與實現八大“千年發展目標”有關的21項有時限的可衡量目標和60項指標進行跟蹤，但不進行加權和合并，以衡量發展情況。其后繼者，2015年9月達成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更加雄心勃勃，包括17個目標、169個具體目標和一套230個指標（參見第五章；同時也可參見文本框3和4的目標列表）。越來越多的目標、具體目標和指標，反映出我們對優先發展事項的理解不斷擴大，以及越來越多的利益攸關方在發展中發出越來越多的聲音。管理多個雄心勃勃的目標所存在的困難已遭到了批評，包括對多個目標的可實現性、復雜性、可度量性和優先等級的批評。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美好生活指數”，是對衡量標準更加廣泛的又一貢獻。它包括十一個主題：住房、收入、工作、社區、教育、環境、公民參與、醫療衛生、生活滿意度、安全以及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狀況。這些研究旨在提供一個更細致入微的觀點，來說明什么是更好或更充實的生活。《世界幸福報告》還考慮了幾個變量：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社會支持度、出生時的健康預期壽命、生活選擇的自由、慷慨的程度、對腐敗的看法以及人們的感受。這份報告源于整個社會科學對幸福的主觀成分重新產生興趣。長期數據集的擴大（比如“世界價值觀調查”）和新信息來源的增加（*著名的是“世界蓋洛普民意調查”）——對“幸福”和“生活滿意度”的調查目前已覆蓋多個貧窮國家—意味著主觀幸福指標可能在未來的發展分析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聯合國的這些倡議，是建立在2010年由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設立的經濟績效和社會進步衡量委員會的基礎之上。由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擔任主席的該委員會與阿馬蒂亞??森等人一起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即必須超越經濟衡量標準，把那些對國民生活產生深遠影響的客觀和主觀衡量標準也納入其中。除了幸福感、滿意度和快樂等主觀概念外，委員會還確定了影響生活質量的其他一些因素，包括醫療衛生、教育、個人活動、政治發言權與治理、社會關系、環境條件、個人不安全感和經濟不安全感。 經濟模型和市場未能考慮外部性，或未能充分評估清潔空氣或水等“公共品”的價值，越來越多地成為辯論的主題；發展軌道的可持續性問題也是如此。這部分反映了對可持續發展的興趣日益增長，在第六章中將對此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發展的新概念 在過去的七十年里，我們對發展含義的認識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個概念現在把與發展相關的經濟、心理和環境等思想結合在一起，以滿足身體、情感和社會的需求。學術辯論和政策經驗伴隨著價值觀和理念的轉變。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從狹隘地關注經濟增長，轉變到關注基本需求和人類自由這樣更廣泛的概念。 我們需要新的概念和指標，要超出國內生產總值或人類發展指數，以充分衡量可持續發展，從而理解當前決策對后代的影響。經常有許多工具添加到不同的發展工具箱中。例如，“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調整了消費和公共支出的估值，包括扣除環境退化和國防支出，以及增加家務勞動的價值。“幸福星球指數”把體驗到的幸福感（生活滿意度）與預期壽命和一個國家的生態足跡結合起來。根據這一衡量標準，墨西哥和泰國的排名高于富裕的北方國家，因為它們的生態足跡較小。 我們對發展的理解無疑將繼續演變，以反映新的關切和挑戰。學者們才剛剛開始處理這一需求，即把氣候和其他有關系統性風險的問題納入專業文獻研究之中。氣候變化，就像糖尿病、肥胖癥和抗生素耐藥性等健康挑戰構成的日益嚴重的威脅一樣，是發展成功所帶來的一種發展新挑戰。 我們對不同維度的不平等及其后果的理解還不夠充分。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日益受到關注。然而，在大多數社會中，性別不平等和基于種族、宗教、信仰、年齡、殘疾和性取向的不平等仍然是大多數社會的分裂物——盡管它們往往幾乎得不到承認。在衡量標準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顯著的是采用了根據性別調整的人類發展指數和根據不平等情況調整的人類發展指數。發展還與對歧視看法的改變有關。在一些國家，性別和種族平等已被寫入法律，雖然這還沒有轉化為機會、薪酬或其他結果的平等。同性婚姻或男同性戀婚姻現已在24個國家得到承認，包括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南非和烏拉圭。雖然對歧視性做法的認識還在不斷發展，但采取必要行動以解決基于歧視性做法的各種不平等，在任何地方都是滯后的，即使在*先進的社會也構成了一種發展挑戰。 幾乎所有社會都存在的、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現象，都是通過兩大共存的挑戰體現出來的：一方面是應對外溢效應帶來的挑戰，比如因（經濟）快速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改善而造成的氣候變化；另一方面是極端貧困所帶來的持續挑戰。我們需要關注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以及發展的可持續性。發展思維已經取得長足進步，但要解決好遺留下來的老問題和迅速出現的發展新挑戰，還有許多領域需要新的創新思維。

牛津通識讀本:發展(中英雙語) 作者簡介

[英國]伊恩??戈爾丁（Ian Goldin），牛津大學全球化與發展學教授、馬丁學院創始院長，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發展政策主任、曼德拉總統經濟顧問、南部非洲開發銀行董事長、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經合組織發展中心項目主管，著有《全球化的發展》（2012）、《分裂的國家》（2013）、《星球滿了嗎？》（2014）、《追求發展》（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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