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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5000年
北京就業史 1949-1965 版權信息
- ISBN:9787500871774
- 條形碼:9787500871774 ; 978-7-5008-7177-4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北京就業史 1949-1965 本書特色
探求我國計劃經濟時期城市就業變化的特點、規律及背后的影響因素,尋求城市就業與**工業化建設、經濟體制改革之間的內在關系
北京就業史 1949-1965 內容簡介
本書圍繞北京市就業的具體情況,按照新中國成立初期、“一五”時期、“大躍進”時期、國民經濟調整時期,進行了較為系統和深入的歷史考察和實證研究。數據資料詳實,具有較強的史料性,是了解首都就業狀況的重要文獻資料。
北京就業史 1949-1965 目錄
目錄:
**章新中國成立初期(1949—1952)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市的失業壓力
二、失業救濟工作的開展
三、就業安置
四、恢復發展城市私營企業
第二章“一五”時期(1953—1957)
一、“一五”時期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
二、就業政策的演變
三、北京市計劃就業體制的形成
四、就業增長、就業結構與勞動生產率的變化
第三章“大躍進”運動時期(1958—1960)
一、城市勞動力需求的急劇膨脹
二、城市就業政策的調整
三、職工數量的過快增長
四、勞動力的流動
五、勞動力的培訓
第四章國民經濟調整時期(1961—1965)
一、精簡城市職工
二、經濟調整中的北京市就業
三、城市青年有計劃上山下鄉
第五章 結語
一、影響北京市就業的主要因素
二、城市計劃就業體制的評價
三、經驗教訓
四、啟示
附錄
參考文獻
資料來源
北京就業史 1949-1965 節選
序 新中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受到城鄉二元結構和戶籍制度的影響,又正經歷著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急劇變遷,就業問題繁紛復雜,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研究領域的重大問題,也是難點問題和薄弱環節。記得有歷史學家說過:歷史研究應該從現時代中找問題,從過去的時代中找答案。研究新中國**個歷史時期的就業問題,對于我們正確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科學把握今天中國的就業問題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新中國成立后,碰到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如何解決新中國成立前遺留下來的大批失業人員。城市就業問題是過去以農村為根據地、以武裝斗爭為中心工作的中國共產黨執政后面臨的巨大挑戰。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沉重的失業壓力,黨和政府積極開展失業救濟工作,有步驟地介紹、安置失業無業人員,并與當時的農村土地改革相結合,鼓勵城市失業人口自愿返回家鄉務農。在失業救濟的同時,政府著手開展就業安置和介紹工作,通過政府介紹就業與個人自行就業兩種途徑靈活安置就業,效果良好。 1953年中國轉入大規模經濟建設以后,為保證國家安全,必須加快建立獨立工業體系,同時為了突破“貧困陷阱”,要保證高積累下的社會穩定,中國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與此相配套,國家建立起單一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具有建設周期長、關鍵設備須進口、一次性投入多等特性,這與當時新中國資本稀缺、科技人員稀缺和農村勞動力大量過剩的資源稟賦結構并不相符。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還是一個以傳統農業為主的農業大國,資本和科技人員都非常短缺,要優先快速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如何保證合格的勞動力供給和配置成為關鍵因素。通過計劃管理的辦法,在限制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的同時,把受過專業教育的大中專學生和城市就業人口按照產業發展的優先次序和需要進行計劃配置,由政府統一調配勞動力,這些構成改革開放前城市就業的基本制度和政策。而北京既是首都和重點建設城市,又因為在舊中國是典型的消費型城市,產業結構和就業人口轉型問題很多,本書將其作為一個案例來解剖,就可以達到“見微知著”“管窺蠡測”的作用。 目前學術界大多是從經濟學角度對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就業開展研究,成果也很豐碩,但對改革開放前的就業歷史研究和認識還很薄弱,對改革開放前我國就業制度的形成背景、過程、內涵以及得失,尚缺乏系統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對其制度和政策效果也論述不夠。中國是一個人口多、人均資源匱乏的發展中大國,同時又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工業化、城市化是必由之路,研究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城市就業問題,有助于進一步認識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什么是初級階段,如何使各種政策與這個階段相適應。事實上,中國的就業問題根植于新中國70年發展歷程中,1978年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就業問題都值得研究,它們之間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內在統一的、繼承發展的,需要聯系起來研究和認識。古人說:“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后,則近道矣”,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可以給人類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智慧。”可以說,只有弄清楚1978年以前的就業歷史,才能準確全面把握新中國就業制度產生及變遷的原因和內在規律。進而對新中國70年歷史有一個全面正確的認識,堅定“四個自信”。 本書圍繞北京市就業的具體情況,進行了較為系統和深入的歷史考察和實證研究。挖掘并使用了大量原始檔案材料,在尊重史料的基礎上,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為行為主體,通過對1949—1965年城市就業作歷史的梳理、分析和解讀,探求我國計劃經濟時期城市就業變化的特點、規律及背后的影響因素,尋求城市就業與國家工業化建設、經濟體制改革之間的內在關系。一方面有利于我們借鑒歷史經驗,指導當前的就業工作;另一方面也充實了學術界關于新中國就業歷史的研究。 史學研究的進展很大程度上依賴新史料的挖掘、整理、分析和使用。在挖掘、收集、梳理史料的基礎上,進行理論總結,盡量做到以史導論、論從史出,這是在經濟史研究領域有待大力提倡和積極推進的。該書挖掘并使用了大量原始檔案材料,在詳細的史料整理基礎上,對1949—1965年間的北京城市就業進行客觀分析和總結,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即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在生產力水平低下、勞動力大量過剩的條件下,為了國家安全需要和突破“貧困陷阱”,以及盡快改變重工業的“瓶頸”制約,優先發展重工業是正確的選擇,而與之相應地建立起城市計劃就業體制也是必要的,是與當時的經濟體制、工業化水平相配套,與當時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盡快建立獨立完整工業體系要求基本相適應的。但是我們也不必諱言這種體制機制應該具有一定的靈活性,應該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而不斷調適。這可以說是對計劃時期的就業制度和政策持否定態度的一個有力回擊。 吳綺雯副教授從讀博士到做博士后,一直到工作,都始終在關注和研究新中國的就業問題,從史料上下功夫,不怕坐冷板凳,才有了這本書,既可敬、可喜、可賀,也應該看到今后的道路還很長,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以及以后就業問題的解決,不僅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必要條件和重要標志,也會為世界解決這個難題提供中國的經驗和智慧。任重道遠,愿吳綺雯同志不斷前行,取得更多研究成果。 武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市的失業壓力 新中國成立初期,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方針,北京市經濟結構經歷了重大轉型。伴隨著轉型所帶來的社會沖擊力,加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眾多失業人員,北京市面臨著沉重的失業壓力。 (一)新中國成立前夕北京的概貌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定都北京。北京開始了歷史發展的新紀元,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古城變為新中國的首都。北京市的面積,解放初期是707平方公里,全市總人口208萬人,其中城市人口165萬人,農業人口38萬人,流動人口5萬人。北京市計劃委員會長期計劃處:“北京市**個五年計劃人口資料的說明”,1957年10月,北京市檔案館館藏檔案,案卷號133-012-023。 到1949年1月,由于近百年的苦難,北京已經成了一個破落衰敗、畸形發展的城市,經濟十分落后、人民生活貧困、社會腐敗黑暗,是一個凋敝破敗的爛攤子,成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的縮影。 生產落后,經濟發展畸形。北京地區早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經產生了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工業,但發展極為緩慢,到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時,北京市還是一座消費型的城市。全市工業經營戶雖有21萬戶,但其中較具規模的近代工業僅有百十戶,絕大多數是手工業作坊;商業、飲食、服務、修理業有72萬余戶,絕大多數是小型店鋪和個體經營的攤販。 社會腐朽,貧富懸殊。少數富豪、權貴住著大四合院、花園別墅,攫取大量社會財富,貧苦居民卻擠在破舊、骯臟的大小雜院里,靠拉人力車、做小買賣、撿破爛兒為生。由于通貨膨脹,市民生活難以為繼。加上特務、地痞、流氓到處橫行,苛捐雜稅名目繁多,許多市民“過了今年不知明年”。寒冬臘月,每天總有人在街頭凍餓而死。 市政建設破舊匱乏,設施百孔千瘡,人民生活環境很差。城區居民喝水主要靠轆轤井,只有30%的居民能喝上自來水;做飯、取暖全靠煤球爐子;城區很多平民和郊區絕大多數農民照明用昏暗的煤油燈,電燈還未普及;全城道路狹窄,交通工具主要靠人力車。1949年解放時,北京只有61輛公共汽車和103輛有軌電車,人力車工人卻有2萬多人。下水道大多是明、清兩代“遺物”,多已坍塌堵塞。長達221公里的下水道,暢通的只有22公里,每到雨季,污水橫流,全城有臭水溝100多條,積水區1000多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北京就是在上述基礎上開始了前所未有的、艱難的各項建設事業。
北京就業史 1949-1965 作者簡介
吳綺雯,歷史學博士,北京理工大學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先后在《云南社會科學》《求實》等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近20篇,出版專著2部、合著4部,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等多項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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