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與自由 節選

《容忍與自由》：
　　**，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么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于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癥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緣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后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作“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里。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里面。
　　我舉現在人人嘴里掛著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個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嘆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黨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夸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為什么談主義的人那么多，為什么研究問題的人那么少呢？這都由于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是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了——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的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步工夫。然后根據一生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什么樣的效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輿論家，只可算是抄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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