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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家庭? (家庭、事業與難以實現的平等)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30029
- 條形碼：9787559830029 ; 978-7-5598-3002-9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回歸家庭? (家庭、事業與難以實現的平等) 本書特色
★ 她們是高學歷、高收入的職業女性，本該在職場上大展身手，但是——性別歧視與職場天花板阻斷了 女性的上升空間，高強度和高要求的職場文化吞噬了個人生活。主婦生活進一步削弱她們的職業競爭力，重返職場變得困難重重。她們*終回歸家庭，看似出于自愿，實則沒有選擇。
★ 她們是高喊Girl Power的一代，不做賢妻良母，追求事業家庭雙豐收，但是——一面是《欲望都市》《傲骨賢妻》，以及Facebook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等注重自我選擇和奮斗、達成事業家庭平衡的女性形象，一面是毫無育兒支持、對家務勞動無限貶低的社會文化。她們抱持著雙贏的幻想，陷入兩難的窘境，拋棄了事業，卻發現家庭也不是避風港。
★ 她們是新時代全職媽媽，本應在家庭內部和伴侶平等以待，但是——她們支持著伴侶的高強度工作，獨力承擔育兒和家庭事務，卻成為外人眼中游手好閑的闊太太，家人眼中的寄生蟲和仆役。她們努力展現自信與平衡，但壓抑和憤怒從未消失。
★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曹晉作序盛情推薦，直面婦女在家庭、職場的不平等處境和真實心聲。
回歸家庭? (家庭、事業與難以實現的平等) 內容簡介
她們曾經是律師、會計師、教師、設計師、記者、醫生、出版商、學者……有著高額的薪水和遠大的職業前景，很終卻有了一個共同的歸宿：全職家庭主婦。作者沙尼·奧加德對受過高等教育的倫敦女性及其伴侶進行了深入采訪，這些女性為了照顧孩子回歸家庭，而丈夫則繼續從事高薪工作。媒體和政策鼓勵職業女性維持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構建伙伴式的平等夫妻關系。而女性們面對的現實情況卻截然相反：不友好的職場文化、對家庭婦女的污名化和對育兒事務的貶低……她們犧牲了事業，結果發現家庭也不是真正的避風港。沙尼向我們揭示了性別平等口號和女性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間的巨大落差：自主選擇的背后是結構性的不平等，幸福的表象之下則是深深的憤怒和失望。《回歸家庭》希望能夠傾聽這些女性的心聲，并以此為起點，幫助她們在家庭生活和工作中，獲得遲來的、真正的平等。
回歸家庭? (家庭、事業與難以實現的平等) 目錄
推薦序 特權階級的全職媽媽與英國當代父權制的再建構/曹晉
前言與致謝
引言
**部分
回歸家庭：被迫的選擇
第1章 選擇與自信文化 vs.有害的工作文化
第2章 平衡型女人 vs.不平等家庭
第二部分
回歸家庭：選擇的后果
第3章 甜心媽咪 vs.家庭CEO
第4章 偏離常規的母親 vs.被禁錮的妻子
第三部分
回歸何處？壓抑的渴望
第5章 媽媽企業家 vs.模糊的渴望
第6章 自然的改變 vs.無形的枷鎖
結論 拒絕耐心等待
附錄一 受訪者的主要特征
附錄二 媒體和政策再現列表
附錄三 研究方法
附錄四 英國全職媽媽的特征
注釋
索引
展開全部
回歸家庭? (家庭、事業與難以實現的平等) 節選
妻職的私人表述 要把女性陳述中母親角色的部分同妻子角色的部分分割開來比較難辦，因為二者在她們的生活中是活中是糾纏在一起的，而且她們還在極力壓制妻子身份的核心地位。她們非常清楚妻職的貶義色彩，因此總是盡力把自己同母親那一輩舊式、傳統的妻子區分開來。然而在她們的敘述中，妻子身份盡管層層遮蔽，卻從未被完全掩蓋。
薩拉過去是美國一家跨國公司的財務總監，嫁給了一位事業成功的銀行家，現在是兩個孩子的全職媽媽。在她講述的無私母親放棄事業的故事中，就隱隱透露出了妻子身份：
我確實意識到自己所做的［從事高要求、長時間的工作］，對處于破碎邊緣的家庭沒有幫助。有點太自私了……繼續工作是種自私的選擇，因為你工作的理由是……它給予你過你的生活所需要的，我是指，給你規劃，給你權力，給你從事這個行業的榮耀。就這點來說，它滿足了我的需求，卻滿足不了我孩子或丈夫的需求。要想兩個人都出去滿足自個兒的需求，而不管家里其他人在受罪，我就得……母親應該要無私，對吧？
但是……但是，天哪，你把這些都記下來了，我要想想有沒有說錯什么！
對照母親應該無私奉獻的主流期望，薩拉將她通過工作來實現自我解釋為任性和自私的行為。她把離職選擇描述為夾在兩種相互沖突、無法調和的奉獻之間的選擇——一邊是對自己的，一邊是對孩子的。這一選擇要她在從業者身份或母親身份之間做出取舍。然而，隱藏在她敘述中的還有另一層重要的奉獻：對丈夫的。她認為繼續工作是“自私的”，雖然工作賦予她“榮耀”“權力”和“規劃”，但無法滿足孩子們和丈夫的需要。在她滿足孩子需求的誠懇愿望——這一點是主流再現所崇尚的——背后，還有滿足丈夫的愿望。然而，不同于講到為孩子奉獻犧牲時的大談特談、引以為豪，還引用母親應當無私的社會期望作為支持，她只是簡單提了一下滿足丈夫的需求，一帶而過，弄得好像和滿足孩子的需求是一回事（“或丈夫的”）。薩拉知道，承認她重大的辭職決定，起碼有一部分是出于當妻子的考慮，就像“說錯（了）什么”。因為（像她后來做的）承認離開職場部分是為了丈夫，不符合她很想堅信的“女性新奧秘”的主流價值觀。
對大多數受訪婦女來說，做出辭職決定的后果，便是像她們所描述的，“陷入”了一種“守舊”“傳統”的家庭模式。很多人承認，甚至在有孩子以前，婚姻生活就出現不平等了：雖然夫妻都有全職工作，但打理家務的還是妻子。大多數時候，是在第二個孩子出生后，雙職工家庭模式才漸漸無法應付多重壓力的。于是婦女“選擇退出”職場，而家庭轉換為“傳統”“守舊”的模式。“我包下采購的活兒，包下燒飯的活兒。恐怕是，相當老式了。”達娜說這些時，不住地深呼吸。“我們陷入了非常，可以說是傳統的家庭角色，［深呼吸］呣，盡管我不是那種特別傳統的人。”葆拉有些慚愧地解釋道。“突然之間，我們就接受了特別特別傳統的性別角色。”珍妮不安地吐露。
“老式”的家庭模式是怎樣的？那種性別分工是如何影響女性的生活和身份的？當前的文化想象，尤其是對母職的盲目崇拜和理想化，又是如何支持性別分工，以至于模糊了婦女妻子身份的核心地位，及其造成的復雜感受的？
忍受分工
我讓受訪男人和女人描述家里的家務分工情況。婦女們幾乎都報以得意的微笑。例如，曾因工作出色獲得過杰出表現獎的前會計師海倫就答道：
［笑］我丈夫工作，工作很辛苦。他回到家，就拿起他的平板。然后坐下來。然后打開電視，然后，呣，基本，基本就這樣了！［笑］啊……所有文書工作都交給了我。賬單都我來結。假期我來安排。孩子上學我來管。我來……所以他都用不著多想，或者沾手任何工作以外的事情……因為那些都由我包辦了。我要確保家里不會搞得一團糟。我要采購，采購食物，呣，然后，啊，不過我也就隨便，隨便買買，可以這么說吧？［笑］
盡管海倫只是“隨便買買”，但她總要在擔任一家大公司高級財務總監的丈夫晚上下班回來前，盡力確保“家里井井有條”——為此每天把孩子哄上床后，她還要花一小時整理家務。一年前，為了排遣無聊和“讓大腦活動起來”，海倫開始攻讀碩士學位。她過去習慣在床上溫習功課，直到有天晚上丈夫說：“你知道我*討厭什么嗎？*討厭躺在你旁邊聽你劃拉東西！”盡管在書頁上劃重點的聲音或許的確讓想在床上安安靜靜看書的人火大，但也可以說惹火海倫丈夫的并不是那聲音本身。對他而言，海倫在課本上劃重點的聲音，是她母親和妻子以外的身份和活動討厭地侵入了他的棲息領地。他獨占的經濟生產公共領域，和她獨占的社會生育領域，必須分隔開來，這樣才像海倫坦言的：“他都用不著多想，或者沾手任何工作以外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海倫覺得不該在書房熬夜學習，身為妻子意味著晚上丈夫睡覺時，她也必須躺到床上。
我采訪的婦女們，常在不知不覺中縱容了丈夫投身工作的公共領域、自己投身家庭領域這種幾乎完全分隔的安排。歷史學家葉利·扎列茨基（Eli Zaretsky）認為，這一性別分工的歷史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和父權制的制度特性。早前介紹過的曾是新聞制作人，如今是兩個孩子全職媽媽的苔絲，也悶悶不樂地談到這點。她多次深呼吸、停頓或苦笑：
我丈夫晚上8點半才到家，所以不指望他能做什么。說實在的，到那時活兒都干完了，對吧［笑］。他其實也不做家務，我感覺他都幾百年沒拿過吸塵器了！［笑］……周末的時候—我來，呣，我會，基本上，大部分時候……好吧，是我來做飯，還有，你懂的，家庭聚餐之類的。［吸氣］缺了什么（他）會去買，零零碎碎的東西。
除此之外，他可能會帶他們出去打一會兒板球，呣……他們的板球賽季快到了，但他，他會［停頓］……天氣好的話，肯定會帶他們出去練一會兒球。［吸氣］但除此之外，我得說……他不怎么帶孩子的。其實……［停頓］……他不怎么管他們的家庭作業。他指導作業就是“去，去自己做”，你知道嗎［笑］，就好像說“有問題再來找我”。但他不……我就覺得他不大愿意。我想會不會是因為……［吸氣］……他在公司待得太多，太久了［停頓］。像是有點不再注意那些事兒了，真的［停頓］。但或許也是我給了他那樣的機會，你知道。因為［吸氣］，我好像，呣……有點太把這些事往自個兒身上攬了，因為確實我有時候會想［笑］，我希望這些井井有條的，而不是［笑］，不是這不好那不好，一團糟。但是，對吧，要是這么做，某種程度上來說等于自討苦吃。
苔絲的陳述鮮明地展現了她是如何放棄反抗不平等的可能，轉而選擇妥協的，而選擇那種經濟生產領域（頑固地被歸為男性擔當）和社會生育領域（歸入女人的照料范疇）的舊式劃分，又是如何在她家的日常生活中不斷上演的。苔絲所說的丈夫“在公司待得太多，太久了”，可以看作一種基于歷史傳統的辯白：男人在經濟生產領域待得太久，不再注意家庭了。“男人們周五工作完了，所有事兒一推，往往會想：結束了！現在是娛樂時間！屬于我的時間！”苔絲后來補充道，她深吸了一口氣，大笑起來。她屬于英國社會學家羅斯瑪麗·克朗普頓（Rosemary Crumpton）指出的，那種打消了和丈夫爭辯家務不平等的念頭，而把問題和解決辦法攬到自己身上的女性—幾乎全靠自己找到應對家務和育兒責任的辦法。造成這種情形，苔絲這樣的女性也有責任，不管是過去作為家庭主婦，還是現在作為妻子和家庭CEO。如此一來，她們不僅自討苦吃，也讓整個社會跟著受罪。“也許我確實有點太慣著他了。”苔絲一邊承認，一邊不安地咂嘴。
財務依賴
金錢是分隔經濟/工作/男人領域與家庭/陪護/女人領域的關鍵標志。不同夫妻在財務方面的安排不同：有些女人和丈夫辦了聯名銀行賬戶，另一些有自己的獨立賬戶。丈夫們都有自己的獨立賬戶。有幾位女人只有個人賬戶，依靠丈夫轉賬。安妮就是其中一個。她成長于英格蘭北部一個工人階級家庭，很小就學會了經濟獨立，從未向父母伸手要錢。她回想道：“我覺得現在挺難的……因為我一直都很獨立，一直都用自己的錢，但現在需要什么，就得去找我丈夫，跟他說：‘我這個月的錢用完了，但是還需要做這個。’”不得不向丈夫要錢讓安妮覺得既幼稚又窘迫。
其他女人——甚至那些有聯名賬戶的——也反映經濟上依賴丈夫弄得自己跟孩子似的。例如，本章前面提到的朱莉，就講述了她因為兩個孩子“總是向爸爸要錢”，還說她也和他們一樣向爸爸要錢而感到惱火。曾是市場經理的露易絲則談到女兒5歲時用游戲幣玩的一次購物角色扮演游戲。“知道錢是哪兒來的嗎？”露易絲問女兒。“嗯，知道！”女兒自信地答道，“是爸爸掙的！”“她認為錢是爸爸掙的，這就像一巴掌打在她媽媽的臉上。”露易絲郁悶地承認。
然而，有些女人似乎并不為她們依賴丈夫的收入，以及時刻提醒這一依賴關系的財務安排感到困擾。蕾切爾過去是會計師，如今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已經離開工作崗位十年了。她說，雖然她和丈夫沒有聯名賬戶，但丈夫“毫無異議”，自己也“從不覺得虧欠什么”。但就連蕾切爾這樣的女性也承認，對于經濟獨立的意義，自己多少也有些一閃而過的念頭。幾乎所有女性都強調，雖說理論上可以根據需要自由支配丈夫給的錢，但她們是“理性”“合理”“吝惜”“謹慎”地使用的，尤其是在給自己買東西時。而另一邊，很多女性表示，她們的丈夫“慷慨大方”“品位奢侈”，喜歡在自己的愛好、小玩意兒和假期上，還有攜妻子去餐館、劇院等地方時花大把的錢。這些女性通過培養自我控制感和自我責任感（就像青少年因理性使用零花錢受到表揚一樣），以及對消費行為進行自我監督，進一步加強了丈夫的資本領域與她們的照護領域之間的分化，也鞏固了她們*傳統意義上的妻子身份。正如女性主義社會理論家南希·弗雷澤敏銳地指出的，在一個金錢為主要權力媒介的世界中，無償工作者“制度性地低有償工作者一等，哪怕無償工作為有償工作提供了必要前提，哪怕前者頂著新女性家政理想的名義，也是混淆視聽罷了”。
空間分隔
丈夫的經濟領域和妻子的家庭領域之間的劃分，常常是通過空間分隔來形成和維持的。丈夫們通常早出晚歸，很多人工作日期間在外出差過夜。而就像安妮說的，對婦女而言，家是她們的工作場所。很多用人單位引進和實行彈性工作制，試圖推翻“出勤主義”，讓員工能在方便的地方工作，這被視為打破性別分工的巨大希望。這種觀點認為，若能讓男人和女人在家工作，夫妻就能更平等地分擔家務和養育責任。然而，盡管一些受訪男士或受訪女士的丈夫有時候是在家工作的，但他們仍要工作很長時間，幾乎顧不上孩子和家務。羅伯托承認：很多家務活兒、家務瑣事，還是落在我妻子頭上，因為我即便在家，也要坐在書桌旁看電腦。而且我真的走不開，因為這樣……對吧……那樣沒法集中注意力的！所以，盡管我意識到……有必要，對吧，分擔家務，但它不是……對吧，不像你想得那么簡單。
另一位女人告訴我，她丈夫在家庭辦公室門上貼了張“請勿打擾”的紙條，以防在家工作時受到孩子們（和她）的打擾。BBC世界新聞（BBC World News）2017年3月的一則采訪，也滑稽地暴露了在家工作未能進一步實現性別平等的問題。采訪播出后，一度在網上瘋傳。視頻中，國際關系教授羅伯特·凱利（Robert Kelly）——一位白人中年男性——坐在自家書房的辦公桌旁，回應記者關于彈劾韓國總統的提問。沒想到他身后的房門開了，4歲的女兒晃悠悠地走進來，興奮地揮著胳膊向爸爸撲來。凱利注意到她進來了，但依舊面對屏幕，只是竭力想從背后把她推離鏡頭。幾秒鐘后，她的小弟弟也騎著娃娃腳踏車闖了進來。很快凱利的韓國妻子（全職媽媽，很多社交媒體用戶誤以為是保姆）跟了進來，手忙腳亂地在房間里追趕，費了會兒功夫才逮住兩個淘氣的孩子，然后拼命矮下身子把他倆拽了出去。這則滑稽的片段（除了其他含義還）表明，男人能順利、不受干擾地在家工作，起碼部分要仰仗妻子管住孩子不亂跑，確保丈夫的家庭辦公領域和家里的其他地帶以及家務活動穩妥地分隔開來。
至于受訪婦女們是如何維護空間分隔，而它反過來又維持了妻子的角色，令她們“安守本分”的，安妮在采訪中提供了一個鮮明的例子。安妮的丈夫在金融城當信息技術顧問。他一早離開家，通常要到晚上9點才從辦公室回來。因此，工作日期間他很少送孩子上學或幫忙照顧他們。然而，他每周有一天在家辦公。他還是個狂熱的壁球愛好者，所以每周有壁球比賽的那天，他必定會在下午6點前趕到他家附近的壁球場。我很想知道安妮的丈夫在家工作的時候，會不會幫忙照料孩子和/或家務。我問安妮，他在家的時候情況會不會有所不同。安妮答道：
哦，有的！我往往得出去，因為他要工作。家里有三個孩子，沒有固定給他辦公的地方。所以他在廚房辦公……周一由于［倫敦地鐵］鐵路罷工，他只能在家工作，而我要做飯。有一回上午10點，他說：“你還要多久啊？乒乒乓乓太吵了！”我說我不知道，然后他說：“我一天的計劃都被打亂了，所以啥時候你快做好了，告訴我好嗎？你太干擾我工作了！”［皺眉苦笑］多么諷刺！［她挖苦地補充道］
為了不被這種諷刺情形擊垮，暴露出安妮那種對丈夫控制的屈服，也為了應付縱容丈夫導致的偌大讓步和痛苦感受，女性們和丈夫制訂了策略、說辭和計劃來隱藏她們作為妻子的重要角色，壓抑身處資本與照護、工作與生活、經濟與家庭的性別分工之中所面臨的沖突。正如下一節將探討的，這種慣用的情感掩飾回應并利用了性別、工作與家庭的當代再現、話語和想象所提供的文化掩飾。
回歸家庭? (家庭、事業與難以實現的平等) 作者簡介
沙尼·奧加德(Shani Orgad)，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媒體與傳播系教授，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女性主義與媒介、媒介與再現、不平等與當代文化等，已出版著作《在互聯網上談論乳腺癌》(2005)，《媒介再現與全球化想象》(2012)等。 劉昱，利物浦大學應用英語系榮譽學位畢業，從事比較文學、語言學、性別學研究，以及圖書譯介、編輯工作多年。譯有《回歸家庭》《肉食星球》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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