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本書特色

讀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周雪光 借用喜馬拉雅網站資源，聽讀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這本書依當時講課形式，口語化表達，易于聽讀。以前多次翻閱這本書，每次因關注不同而心得各異。這次聽讀有新的感受，索性擇要重讀了部分章節。 作為國史大師的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序言中已公開申明其關于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的立場。雖然學術價值中立觀念不無道理，也喜歡這種直截了當、愛憎分明的立場聲明，使得讀者一開始就帶著幾分小心和警覺去閱讀，強于那些貌似中立但暗含立場的做法。也因為此，錢穆先生文中的一些斷言我不甚同意，故僅取所需。 這本書不是史學研究，著力點在評判歷史，特別著眼于歷史上的制度安排，涉及到社會科學的方方面面，許多觀察和想法頗有啟發。錢穆先生沒有受到社會科學思辨的訓練，更多地依賴所持立場和經驗歸納，也聽/讀出了不少疑問和異議。把一些聯想記錄如下。 一 因為研究興趣，特別關注錢穆關于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討論，這一主題貫穿始終，且與其他主題聯系密切。 就中央—地方關系來說，錢穆推崇漢朝為理想模型。“漢代官級分得少，升轉極靈活……雖是中央政府大一統的局面，雖是地方行政區域劃分得比較小，卻不感覺得這個中央政府高高在上。”（頁11）但后來朝代越來越傾向于中央集權，中央集權逐漸形成，層級多，等級森嚴。“政治進步，政權自然集中，任何國家都走這條路。開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統一集中。然而自漢迄唐，就已有過于集權之勢。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權，結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地衰落”。（頁170）“中國是一個廣土眾民的大國家，必需得統一，而實不宜于過分的中央集權。這在中國的政治課題上，是一道值得謹慎應付的大題目。”（頁50） 這個主題貫穿于中國國家治理的大歷史之中。在歷史上，中國與西歐在國家建設這個主題上走過了兩條不同、可以說方向相反的道路。中國在秦漢帝國之后已形成中央集權模式，而西歐則是從分散、地方到逐步中央集權的過程（如蒂利的研究所示）。在當代，中國從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體制向分權方向轉型；與此同時，西歐各國則從相反的處境出發，逐漸加強國家權力。不同國家在國家建設上的演變方向，因特定歷史條件、軌跡和規模所制約，不能簡單地援引比較。例如，西方國家中一些需要集中規劃的領域（如公共醫療），在中國可能恰恰是集權過度了。 二 錢穆注意到，或者說我從他的筆下品嘗到，國家治理實踐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優劣選擇，而是一系列優劣不一的選擇間的拼湊與權衡：有效治理與官員激勵間矛盾。為管理效率起見，需要減少層次；但為激勵計，則需要演化出繁雜的層次，如唐代則把州縣多分級次，以資激勵（頁48）。當然，政治控制也是一重要考慮，如明朝的“這種行省設施，實際上并不是為了行政方便，而是為了軍事控制”（頁118）。可見，國家治理的制度設施是各種力量、利益和歷史慣性合構而成的，而且處于不斷演變過程中。明朝黃冊制度以“戶”為主，魚鱗冊以土田為主。后來收稅以土地為主，黃冊便逐漸不為重視，而魚鱗冊則一直在更新。各種制度都經歷了類似的用進廢退過程。制度演變常常是新的優勢與新的矛盾和困難同時發生的過程，大多是在地方性知識結構中完成的，有著暫時性、局部性優化的特點。 另外一對矛盾：人治與法治的利與弊。中國傳統政治中的尚文之弊，即文書政治，自上而下愈演愈烈，法愈細、管愈嚴，導致歷史上時常出現的萬馬齊喑的死寂局面。另一方面，人治有著靈活性和無所忌諱。“中國一向似乎看重的不成文法，往往遇到*關節，反而沒有嚴格明白的規定。這也可以說是長處，因為可以隨宜應變，有伸縮余地。但也有壞處，……”（頁29）如此看來，人治與法治各有所長。不妨從比較角度追問一句：為什么其他社會中法治為重，但沒有導致萬馬齊喑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一統體制與一盤散沙亦有相得益彰之效。“宋代的中央集權，是軍權集中，財權集中，而地方則日趨貧弱。……所以金兵內侵，只中央首都一失，全國瓦解，更難抵抗。”（頁86） 這一命題可說是明末清初顧炎武感嘆的回響。錢穆從另一角度論及這個關系。“全國人才集中到中央，這不是件好事。首先是地方無才，不僅地方行政要降低效率，而地方風俗文化，也不易上進。地方垮臺了，中央哪能單獨存在。所以中央集權不是件好事，而中央集才也不是件好事。”（頁53）在*后的“總論”中，錢穆再次指出中國社會一盤散沙的散漫性，缺乏內在的凝聚力量，與“封建制”形成對比（頁175）。這一觀點似乎與讀到的當代史學觀點頗有不同。 三 以錢穆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他直言西方民主制度與中國文化不兼容。“中國政治上的傳統觀念，對一意見之從違抉擇，往往并不取決于多數，如西方所謂之民主精神。而中國人傳統，則常求取決于賢人。”（頁 39） “中國傳統觀念，總謂賢人可以代表群眾輿論與公共意見。”（頁52）這一思路是不是來自儒教的等級名分觀念？ 與此相關的是關于選舉制度與分層的討論。作者提出，中國與西方的不同體現在流品與階級之別。“西方社會有階級，無流品。中國社會則有流品，無階級。”（頁124）不知從這一角度來看今天中國社會的階級觀和分層問題，是否有所啟示？曾有學友信件討論，儒家等級結構有利于社會穩定，是治國良策。我的回答是，如果你是在這個等級結構的底層，也許感覺和看法會有所不同。同樣地，建立在不平等地位的賢良執政，貴者欣然接受之——直到自己被排擠出這個等級。 文人在這個等級結構中的位置值得關注。中國傳統文化中崇尚學而優則仕，“于是知識分子競求上政治舞臺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腫病。讀書人成為政治脂肪”（頁58）。另外，“在中國以往著作里，很少有專講政治理論的書，也很少專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只因中國讀書人多半做了官，他們對政治上的理論和思想，早可在實際政治中表現了。用不著憑空著書，脫離現實，來完成它書本上的一套空理論”（頁24）。這段話耐人尋味。在中國文化中，讀書人的政治理想來自哪里，又是如何實現的？也許這是中國文化中政治理論、政治思辨貧瘠（是不是可以這樣說？）的淵源之一？ 階級繼承性是馬克思階級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錢穆注意到，“當時[漢代]雖非封建社會，爵位不世襲，而書本卻可世襲。雖不是世代簪纓，卻是世代經學。世代經學，便可世代跑進政治圈子，便無異一封建傳襲的貴族了”（頁34）。但正如中國社會中的富不過三代現象，錢穆注意到，中（頁176）